政府改革

翁永曦:八十年代改革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时间:2014/5/22 16:59:51  作者:翁永曦  来源:共识网  查看:206  评论:0

编者按:本文系翁永曦先生在共识传媒举办的“新一轮改革进程观测”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现经他本人核校同意,在共识网推荐发布,以飨读者;会议完整记录也将于近期上网,敬请期待!

 

翁永曦:八十年代改革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翁永曦(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共识网出的这个题目太大,很难驾驭,而且时间有限,我只能粗粗地谈几点感受。

 
  八十年代的改革,始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当时中国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都觉得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了,开始寻求新的方向和路径。那个时候,一是思想解放少禁区,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使得那个年代,从官场到社会、学校,思想都空前解放;二是朝野上下多激情都在思考该如何辞旧迎新,寻求变革,年轻人都有一种纵身入激浪、千里竞自由的感觉;三是体制内外有对流,这种对流从思想到组织、人才和信息都涵盖。四是不拘一格用人才,青年人受到信任,委以调研重任。
 
  当时的国家总理看到新华社发的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一个年轻人在内蒙古谈中国百年复兴的设想,就让秘书打电话,把这个人找到中南海,一谈就是半天,后来又把更多的年轻人约到国务院会议室,谈中国的经济改革。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鲜见,我认识的朋友中就有不下十几个人,多次到中南海跟国家领导人对话。领导人出差的时候,还特地叫上年轻人随行,也经常在家里、办公室约年轻人聊天,听听他们的想法和建议。领导人也不限于胡、赵,包括当时的几位副总理、国务院委员也是这样在做。
 
  陈一谘当年曾把几十个年轻人组织起来,各行各业的都有,成立了农村发展组,最初是一个完全体制外的组织,却得到当时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领导同志的支持。他们到基层调研,回来以后直接向领导人汇报,当时的领导人很有气度,能听得进不同意见。有一次在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到底是每年征购1200亿斤,还是1000亿斤?总书记说,干脆取1000亿斤,凑个整数,其它放开。这时候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说:“您胡说什么那?1200亿斤是我们反复研究、平衡计算出来的,您不能拍脑袋瞎说!”对着总书记就敢这么讲话。胡耀邦完全可以问 “这个人怎么混进来的” ?或者“去查查这个人什么背景”?但胡耀邦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年轻人你慢慢说,我仔细听”。
 
  现在跟八十年代相比大的方面有如下差异:从国内来讲,第一,没有元老院了,这个非常重要,过去,胡耀邦、赵紫阳都当不了家,元老院说了算;第二,今天,中国的开放尺度非常大了,而当时才刚刚起步;第三,人手一机,移动互联;第四,发生了整体性和制度性的腐败,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权贵利益集团;第五,产能过剩,中国成了世界工厂。
 
  从国际背景来讲,一是社会主义经营没有了;二是美国成了世界老大,美联储成了世界各国的央行、全球印钞机;三是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到国际经济秩序中且成为受益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四是宪政民主和开放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五是互联网与移动通讯在催生国家与社会新的治理模式。
 
  八十年代的那段实践有成功处,也有失败处,如果要说有什么启示的话,是否有这么几点:
 
  第一,制度不改弊端难除,成就出在制度上,毛病出在制度上,受拖累也是制度。自辛亥革命以来,历代先驱都没能够创造一个解决政权脱离民众、官场贪污腐败、贫富两级分化的制度;已尝试过的各种制度都没有走出权力不受制约的范畴,换句话说,用不受制约的权力创建出的任何制度都具有走向失败的基因。一个领导一切,且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党,它本身也会被不受约束的权力所绑架和腐蚀。领袖、执政集团随意使用权力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是全局性、灾难性的。
 
  那么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要建立起具有什么特征的制度呢?首先,要创建一个敢讲真话的制度。举两个例子,中国与某国的关系恶化,大使被从国外紧急召回,他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上头的态度,要循着上头的意思来汇报。这怎么行?!1958年《人民日报》报道粮食亩产10万斤。上过初中,学过几何的人都知道,一亩地666平方米,亩产十万斤相当于一平方米放一个150斤重的麻袋,可能吗?这么简单的常识,造假的人和报道的人真的不懂吗?
 
  其次,要创建一个鼓励创新的制度。现在的政治制度不允许有批评意见,不允许提出质疑,窒息思想、钳制舆论,学校培养的是服从性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批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在掌握政权之后却阉割其灵魂,主义成了说教,社会岂能前进,创新更无从谈起,国家怎么会有美好的未来?
 
  再次,要创建一个保障人权、限制公权的制度。保护当今宪法给予人民的基本权利,确保公权力不是一次性授予,而是被定期授予,并且受到监督。法有例外就无公信。现在的法律做不到法无例外,因为党在法上,所以司法独立不了,仅仅是个愿望。
 
  第二,看书学习、了解真相、反思自己、自我清理尤为重要。我这代人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听到的都是宣传和被整过容的历史,如果不清理头脑中的垃圾,就很难在今天客观地判断、分析问题,走出盲区。伪造历史、整容历史、遮蔽历史的行为都属于历史虚无主义。不纠正自己的偏见,就无法理性地看待自己,也无法走向未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远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
 
  这个世界上谁有资格决定人们应该知道什么,或者决定人们不能知道什么?谁有资格决定人们应该怎样思考,或者决定人们不能怎样思考?谁有资格充任宇宙真理的代言人,要求人们必须与其保持思想一致?健康的社会就不存在思想警察!从小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绝对真理是常识。“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是烈士在监狱里面坚持革命信仰、维护革命节操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不能被引入到学术上,不能引入到另外的场合中,那就成了荒谬。有人居然以此话为题目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打压不同意见,这种人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顶层设计很重要。今天再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不行了。八十年代的改革是有失误的,在政策研究和战略分析上大致有以下几条经验和教训:
 
  自以为懂得,实际上并不真懂。
 
  不在于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不在于想要怎么干,而在于只能怎么干。
 
  反方向推敲是克服局限性、片面性的一个好方法。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概率也没有发言权,局部的单个的事例说明不了多大问题)。
 
  要重视合力线的研究,力是矢量,具有方向性,不同力代表不同方向,合力线的方向就是中国未来的走向;
 
  反常即妖。什么是常识?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做事的基本规则,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对那些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持否定态度的人,一定要高度警惕。所谓敌对势力,绝大部分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政策制造出来的,我们的敌人往往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第四,高度重视和发挥年轻人的作用。从戊戌变法到孙中山北伐,到共产党兴起,再到八十年代改革,乃至今天的振兴中华,都离不开年轻人。要给年轻人机会,给年轻人支持,我这把年纪的人,现在就该给年轻人当垫脚石。建议共识网常找些80后的年轻人,以他们为主体,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和见识。前两天我看了一本书,一个70后、三个80后写的,书名叫《大目标》,副标题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这个气魄不得了,当然,内容和观点可以讨论。
 
  我和老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共识,中国的未来不取决于你我,也不取决于中南海的人想怎么干,而是取决于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将决定未来中国的走向。所以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他们讨论,逐步让他们丰满结实起来特别重要。
 
  第五,国民启蒙还在进行中,任重道远。 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在体制外维持一种寻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压力、维持一种对国民启蒙和对公权力监督的压力非常必要,包括让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非常必要,所以我觉得组织这些研讨会都有极其进步的意义。
 
  第六,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可击鼓传花。从历史的大跨度看,中国国民成长为公民的道路还很漫长,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现代化的道路还很漫长,苦头远没有吃够;个人的生命周期和国家的演进过程并不同步,一定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看到某种期盼中的愿景,很可能就会在主观上去急剧压缩国家和社会的演进过程,这会出大问题。因循固然误国,但操切更足以偾事。
 
  现在的改革不是改别人,而是要求共产党对自己动刀。给自己动手术的一个成功范例就是前苏联西伯利亚有个医生,在暴风雪的天气得了阑尾炎,直升飞机来不了,只能让护士拿一面镜子对着他,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用反方向动作给自己做了阑尾切除。
 
  现在党和政府的病是阑尾炎吗?显然不是局部的小毛小病,而是整个脏器出了问题,腐败是本源性、制度性、整体性的,真动大手术,非死在手术台上不可。但不治还不行,不治就彻底烂了。这显然难度不小,矛盾重重。你能想出一万条理由来指责批评,这是最容易的事情,看人挑担不吃力,问题是你得告诉我只能怎么办而不是应该怎么办。
 
  中国和前苏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人家是城市暴动取得政权,风卷残云;中国是28年武装斗争打下江山,根基深厚。所以不能简单比较中苏。想不清楚的事别贸然讲话、行事。中国还是要讲大道治国,谋定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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