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

许晓光:非暴力抗争的有效手段

时间:2014/6/19 11:00:57  作者:许晓光  来源:网络转载  查看:180  评论:0
如何进行有效的非暴力抗争?这既要讲究策略,更要懂得必要的技巧和手段,要学会运用自己手中的武器。非暴力抗争运用得当,可以让对手所有的暴力机器和镇压无效,对方纵有千军万马,手握利剑,如“以剑击水”,拼命挥舞,却无用武之力,因为这是一个崭新的战场。当对手面对暴力,可以简单地镇压,但其暴力手段在非暴力抗争面前,会变得束手无策。非暴力抗争者要使用自己的“武器系统”,在非暴力的军械库中选择合适可行的“枪支弹药”,使用恰当的方法和手段,主动出击,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吉恩·夏普在他三卷本的《非暴力政治学》的第二卷中,专门详尽地列举了198种非暴力抗争的手段,主要包括:抗议和劝说、社会不合作、经济抵制、罢工、政治不合作,以及非暴力强制等六个类别。

  一、抗议和劝说

  在非暴力抗争的初级阶段,这可以是温和的、有象征意义的有效抗争手段。抗议者要公开地表达对某项政策、法规或制度的反对,要让这种声音尽可能地放大,让更多的人了解,其中包括一般公众,也要让支持的人能听到,吸引更多人加入抗议者队伍,还要让对方也听到这种抗议与反对的声音,不排除其被说服的可能。

  1、正式表达

  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的,无论以个体还是团体、组织的名义,要正式地表达出想法、意图或异议,可以通过面对公众的演讲、公开信、联名信、组织或机构声明、控诉书及请愿信等方式。比如,公开信表面上是写给某个特定的人,但实际是要吸引关注,对社会公众产生影响。在历史上,最著名的控诉书是美国的《独立宣言》,通过控诉英国在美洲殖民地统治的不正当性,而宣告人民可以起来反抗、组成政府。

  请愿信往往由一群人自己或某代表,将签名的请愿信交给相关人员。如在公元183-185年,有群非洲地区的农民就委托一位罗马公民,将他们在当地饱受压迫的信息传递给罗马皇帝,希望减轻负担,最后达成目的。如1953年7月7日,东德有一家工厂1500名工人签名请愿,要求释放某位在罢工中被任意逮捕,并没有任何犯罪证据的工人。

  2、信息媒介

  抗议所要传达的信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有效地加以传播,以对更多的人产生影响,方式可以是口头的或视觉的。主要方式有:口号、讽刺漫画、象征符号、横幅、海报、传单、小册子、书籍、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空中展示(通过氢气球、飞机放到空中)和地面展示(写、画在一块地面)等。其实在夏普写作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无法预测互联网的巨大影响力,更想象不到现代自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已经非常方便,成本几乎为零。利用微信朋友圈、公众平台、微博、网络电台、社交群、电子邮件等都可以有效传递信息,技术的进步为非暴力抗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3、典型代表

  为更好地对某项政策表示反对,可以通过寻求代表,比如组成代表团,来更有效地进行抗议。或者使用恶意的搞笑、嘲弄的方式,给对方某个组织或个人颁发“奖状”,如1969年波士顿生态运动就颁发给波士顿爱迪生公司“月度污染冠军奖”。还可以向某官员或人民代表进行集体游说,如去年美国反枪支法案没有通过,就有民间组织发动“电话银行”活动,给投反对票的议员所在州,比如内华达州的居民挨个打电话,希望他们向州议员施压。“模拟选举”是就某项议题或政策进行直接的公众选举、投票,搞得像模像样。比如,1963年密西西比人权组织就大搞“自由登记”,以教育黑人投票的形式。

  4、象征行为、展示

  通过在公共场合公开作象征性的行为或展示,能很直观明了地将信息表达出来,可以通过展示旗帜、象征颜色,穿戴象征服饰,公开祈祷,象征物品,裸体抗议,毁坏自己财物,点燃火炬、灯笼、蜡烛,展示画像,涂鸦,取新名字,象征声音(如喇叭三响),粗鲁手势等形式和手段,来表达不满和抗议。

  如同性恋的旗帜是彩虹旗,在世界各地同性恋大游行中很常见。象征物品的例子如,1961年在伦敦的华人百强会,为抗议苏联核武器试验,将数百瓶牛奶,写上红色的“危险放射物”字样,摆在苏联使馆的门前。毁坏财物如,1774年11月,一群学生为抵制印度进口的茶叶,买来茶叶后当众公开销毁。点燃行动如,1953年6月26日,非国大领袖呼吁当晚在家门口或窗外,点燃篝火、灯笼、蜡烛以展示人们追求自由的决心。给某个地点或街道取个新名字,弃用原来的名字,也是一种抗议。

  5、个人施压

  向对方特定的某个官员或公务人员施压,盯住纠缠不放,尤其是直接镇压抗议活动的官员,可以曝光其贪腐的行为,对其冷嘲热讽。比如1928年在印度,志愿者跟在英国官员后面,如影形随。另一种形式是与对方搞好关系,结交成为朋友,目的是让对方明白其实非暴力抗争并没有个人的敌意或过激的行为,去劝说对方放弃对不义、不道德体制的支持,或让镇压的士兵不必认真执行命令。如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匈牙利人就试图与苏联士兵交往,通过交谈、发传单等,来影响对方,结果在苏联士兵中赢得一定的同情。

  6、戏剧音乐

  滑稽短剧、恶作剧、视频短片等都可以是有效抗议的手段。非暴力抗争的过程和氛围要有趣味性和娱乐性,活动可以载歌载舞,编唱琅琅上口的歌曲,组织音乐会,齐声合唱都可起到良好的抗议效果。

  7、游行

  一群人通过有组织的形式走到特定地点,该地点通常与某议题相关,时间可以一、两小时到数周不等,途中可以举牌、举旗、举横幅,散发传单。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游行是甘地发起的“反食盐法游行”,240英里的路程,50,000多追随者,历时一个多月,这是非暴力抗争的经典案例。美国民权运动期间,在1963年8月,有20多万游行者进军首都华盛顿,成功向当时肯尼迪政府施压,马丁·路德·金则发表了其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

  汽车行列也是游行的一种形式,参与者可以有意将汽车速度放慢,车上有海报或旗帜,通常此形式与步行的游行结合一起。1959年11、12月,波士顿的和平主义者就通过汽车行列,经停几个点,发放传单,呼吁人们支持和平、解除核武器。

  8、悼念

  为在抗争中死去的,或之前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为之做出贡献的人,进行追悼。有时此类哀悼活动还会转化为大规模的政治抗议。也不仅是对人,还可以对事,针对反对的政策或法规进行政治悼念。如为反对1765年的“印章法案”,美洲殖民地的人们将11月1日法案生效的那一天定为哀悼日,费城所有船只降半旗,全城整日铃声不止。也就是在这一天,人们还为自由的死亡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葬礼,行进在街头的棺材上写了“旧的自由”字样。

  非暴力抗争并不主张以自杀的方式抗议,这是实力的损失。但抗争中牺牲的人,却要给予极大的荣誉,甚至可以策划示威性的悼念。如1770年在美洲殖民地抗争中,有个小学生被枪杀,这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小孩被誉为“小英雄和崇高事业的烈士”。还可以到某人的墓地前大规模聚集凭吊,或一段时间许多个人或群体前往,来表达政治抗议和道德谴责。

  9、公众集会

  公众和平集会是常见的抗议方式,其规模和性质可以有相当的差别,这种抗议既可以走上街头,也可以是小型会议,既有组织有序的正式抗议活动,也可能是自发的大规模聚会。如果要躲避打压,集会可以进行伪装,以某种不相关的名义,如体育、宗教、艺术或娱乐,尽管参与者大多知道活动的真实意图,这主要在相对温和的专制体制中,还未达到公开政治集会自由程度,但政权也不会公然破坏集会现场的情况下。如在1848年的法国,许多政治反对派的聚会都是以宴会的名义举行。另外,以讨论会、学术研讨会的形式,让参与者自由发言,针对有争议的话题与专家交流,也可以是一种较隐蔽的抗争方式。

  10、有限不合作

  一群人、一个代表团,甚至一个人为表达政治反对从会议、讲座等现场,中场当众走出来,是一种温和的抗议手段。集体沉默也是表达不满和谴责的方式,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10月22日下午1点到2点“一小时空街运动”,布达佩斯人在这一时段都呆在家里或不上街。还可以通过拒绝接受或放弃政府荣誉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如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就拒不接受英国给他授予的爵士荣誉。为表达抗议,还可以通过转身背对的方式,不正面与对方交谈,如1953年6月,东德工人罢工结束回厂后,总是背对党员干部以示不屑和轻蔑。

  二、社会不合作

  通常所谓的非暴力不合作,主要有社会、经济和政治三个层面的不合作,先来考察一下社会不合作有哪些主要手段?

  1、社会抵制

  社会不合作的一个重要形式是社会抵制,社会抵制或社会关系抵制是拒绝与某个个体或某个团体继续发生社会关系,无视其存在。古雅典的放逐制(ostracism),就是一种社会抵制,由公民投票,将权力过大或最有可能威胁到城邦民主的个体驱逐出去。在近代英格兰,社会抵制通常被称为“送到考文垂”,是工会用来对付那些不参加罢工工人的常见手段。美洲殖民地人民也广泛使用社会抵制来鼓励人们参与到不合作运动,并惩罚那些亲英人士,以使其尴尬、丢脸、蒙羞(discountenancing)。对于那些政治警察或傀儡官员,被视为人民的背叛者,可以断绝与其朋友关系。

  有种有趣的社会抵制是拒绝性行为,通常是妻子以性生活来要挟,如1600年在美洲印第安某部落,所有妻子联合起来,拒绝做爱和抚养孩子,除非部落男人放弃武斗,过和平生活。社会抵制还可以是拒绝接纳、吸收某个个体或团体的成员加入,比如不招聘某类人。

  2、与社会习俗、体制不合作

  社会不合作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取消或不参加各种社会的、体育的活动。如1940-45年被占领期间,挪威人就拒绝和德国纳粹之间进行任何体育比赛,拒绝德国人加入当地的体育俱乐部。如在1962年布拉格之春后,学生们推延所有社会或体育活动以表达对政府的抗议。通过不参加各种招待会、宴会、音乐会,也可以表达某种抗议,如1940年末到1941年初,在挪威有一场广泛参与的“不看电影”运动。社会不合作的一种常见形式是学生罢课,如1963年10月22日,在美国民权运动中,芝加哥共有224,000多名,或90%的黑人学生参与罢课。

  不合作还可以表现为社会不服从,无视现有的社会习俗、规则等,如在印度种姓制度中,最低等的人是不可以接触的(untouchable),但为表达对此习俗和禁忌的反对,人们就有意与最低等人群交朋友。另外,从某种团体身份中主动退出来,声明中止身份,是种很有效的社会不合作和抗争手段。

  3、完全不合作

  呆在家里与罢工有点类似,但时间相对较短,并往往有政治意图,主要是向对方表明人民团结的力量和自我的纪律。如1950年6月26日,南非发动“一天呆在家里”行动,抗议对共产主义法案的压制,并悼念为自由而牺牲的人们。完全的个人不合作是一种拒绝与制度合作的极端形式,如某个囚犯,为表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除了呼吸,拒绝做任何事情。逃离的情况较多出现在奴隶制度下,在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就有许多南方黑奴逃跑的故事。寻求庇护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跑到教堂、大使馆等地方以逃避某种制度惩罚,如1968年在美国为拒绝服兵役,许多年轻人先后到教堂和大学寻求庇护。集体消失,是指某个群体的所有人口,如某个村落、单位,突然不见踪影。如在1939年日本侵华期间,华北的一些村庄在日本人来之前全部撤离,埋好粮食、拉走牲畜。

  移民也是一种社会不合作的形式,鉴于对不公正或腐败制度的失望与不满,通过移民以表达对社会制度的抗议。在印度专门有个词“放弃祖国”(hijrat),就是在身体上从国家控制的领土内撤出来。

  三、经济抵制

  经济不合作,主要有经济抵制和罢工两种形式,经济抵制指不再继续某种经济关系,如不买、或不卖特定的商品或服务,而罢工则是对劳动的限制和停止。经济抵制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有意组织策划的,往往运用在劳工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上。抵制可以分直接抵制和间接抵制,直接抵制是直接拒绝购买、使用、处理对方的任何商品和服务,间接抵制则是要求,或强制第三方加入到抵制活动中,如1770年在波士顿市政会议上,当得知罗德岛还有从英格兰和东印度公司进口货物的行为,当场就通过与该岛断绝商贸关系的决定。

  1、消费抵制

  有各种原因会导致消费抵制,如价格太高,销售不公正,对现状不满的象征性表达,商品不道德因素等。例如,1936年纽约家庭主妇因价格过高,抵制购买肉类;如1934年在美国,天主教与基督教组织抵制观看低俗的、不道德的电影;如1941年布拉格爱国市民,在9月14-21日一周内,抵制购买任何德国控制的报纸。消费抵制的极端形式可以是即便是自己已经购买的物品,也拒绝使用,如美洲殖民地人民对东印度公司茶叶的抵制。还可以通过节俭运动,不使用奢侈品,如不购买房屋、汽车等贵重物品,表达对房价过高或空气污染的不满,实行消费抵制。有些人故意不购买囚犯生产的产品,或者低价倾销的进口商品,以表达某种道德准则。

拒付房租,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租户联合起来,反对房东任意涨价,甚至可以让政府通过房租保护条例,规定同一租户的租金保持不变。稳定的房租将遏制房价上涨,减轻购房压力,有利城市化进程。或者拒绝租住在特定的社区,也是一种集体的消费抵制。举国消费抵制则是让全体国民拒绝购买某国产品,或只买国货,其目的在于从经济上挫败对方,或为振兴民族经济,反对政治压迫或不公正等。而国际消费抵制则由多国联合来抵制某个国家的产品,往往鉴于人道主义等原因。

  2、生产抵制

  农民、工人或生产者拒绝提供任何产品或服务,关闭工厂、公司等,其目的可能是经济上的,如囤积商品,也可以是政治的。如在1937年抗战期间,华北农民大量减少棉花生产,给入侵日军带来很大麻烦。

  3、商业抵制

  对商品的交易和买卖进行抵制,如商人关闭商店、批发商中止贸易,甚至可升级到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商人总罢工,导致经济瘫痪。如中国在1919年抵制日货时,商人普遍拒绝买卖日本商品,甚至有些商品已经进货也不卖。

  4、金融抵制

  金融抵制最通常的做法就是从银行将存款取回来,目的是表明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不合作,这可能会触发金融危机。个人或团体可以拒绝给某组织或机构付费,如1942年挪威的教师就拒绝给法西斯控制的教师工会付会费。或者拒绝支付债务或利息,如1766年为反对印章法,北美洲殖民地许多商人故意欠债不还。

  经济抵制中最古老的常见做法是拒绝交税,包括任何种类的政府收入和税收,如个人所得税、营业税、房产交易税等,还包括拒绝购买政府国债,拒交罚款等。这种手段可以是象征性的,也可以是大规模带强制效应的。如在公元2世纪,埃及人就经常集体拒绝向罗马交税;1789年法国三级会议通过决议,没有国会同意,任何国王征收的税都是非法无效。最激烈的金融抵制是拒绝使用政府印发的货币,取而金银等代之,这已经带有政治不合作的意味。

  四、罢工

  第二种经济不合作的手段就是罢工,是通过拒绝劳动的方式进行抗议,是一种集体的、有意的、正式暂停劳动来向对方施压。罢工几乎总有具体目的,或支持或反对什么,主要是经济上的目的,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减少工作时间等,但也可以是政治上或社会相关的目的。在理论上任何员工都可一起形成罢工,但实际上往往需要足够的人数才能达到效果。

  1、象征性罢工

  通过短期的、象征性的罢工来表达员工对某件事的态度或不满,时间可以持续一分钟、一小时、一天,甚至一周,也许没有相应的要求,但其目的是为表明员工之间的团结一致,警告对方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就有能力进一步扩大罢工程度,也可以吸引其他员工和公众的关注,让人们对罢工的概念逐步接受。也会有短期的、突发的、临时的从劳动场地出走,被称为“闪电罢工”。

  2、行业、群体罢工

  按各个不同行业、群体,可以将罢工分为农民罢地、工人罢工、教师罢课、律师罢案、医生罢医等。在美国最著名的农民领袖是西斯·查维兹(CesarChavez),他在上世纪60年代领导加州种植葡萄农民罢工,要求葡萄价格得到农业工会的保护,现在旧金山有条主要街道还以他名字命名。律师罢案如在1905年俄国一月“血色星期天”之后,律师们拒绝出庭,正式对外发布了一封反对政府干预的抗议信。工人罢工如1944年9月开始到1945年,为响应荷兰流亡政府号召,所有铁路工人全面罢工。监狱中的犯人也可以一起罢工,抗议过度劳作或糟糕伙食等。

  3、有限罢工

  罢工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和技巧,比如为逐步增加压力,可以采取每天减少一名员工的做法,或者在工会统一组织的罢工中,可以一次一家公司罢工;或者还可以用怠工、磨洋工、请病假等方式,消极抵制工作,或者表面上执行任务,实际却拖延生产;或者拒绝加班、过度劳作,只履行正常的工作职责;或者采取选择性罢工的方式,只愿意做特定的工作,以反对雇主过分要求。通过辞职来罢工,也是一种表达抗议的方式。

  4、全面罢工

  在某个城市、地区或国家,几个或多个行业、群体同时参与的罢工,往往带有一定政治目的和诉求。印度有个词(hartal)专门来表达某个村子、城镇全面的罢工、罢市、停业,这是大家自愿的、短暂的所有经济活动的停止,通常时间是一天,为表达象征性的抗议,或者为举国哀悼。而一旦同时出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联合起来的全面罢工,或者全面的经济抵制,则经济会停止运行。如1905年底芬兰人民为重新取得自治,摆脱沙俄控制,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罢工,“火车停运、电报无声、工厂空旷,举国商店、办公室、学校、餐厅全部关闭……没有任何的血腥,但整个民族都在支持这场消极的抵抗”。结果,六天后,沙俄不得不同意芬兰举行自由选举,组织宪政政府。

  五、政治不合作

  非暴力不合作的第三个层面是政治不合作,即拒绝支持、参与现有的政治体制,或服从政府命令,也叫政治抵制。不合作的主体可以是个人、团体、或者政府官员,甚至政府本身。

  1、拒绝权威

  拒绝承认某个特定政策或政权的合法性,认为其无论在法理上还是道德上都不值得人们支持或效忠。比如,在19世纪匈牙利抵制奥地利的统治,不承认奥地利皇帝的统治地位。在1774年美国“独立宣言”中,明确表示英国议会没有任何对殖民地统治的正当性。拒绝权威可以通过拒绝在公众场合公开支持某政策和政权,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也可以通过发表演讲、文章、书籍,或在网络上质疑权威。

  2、公民不合作

  公民对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形式可以多样,如在非民主体制中,往往有做表面文章的立法机构存在,人们可以掀开这种伪民主的遮羞布,不予承认或参与到立法机构中。抵制选举、投票也是种不合作,因为整个选举或选举人都是被操控的,没有透明度和正当程序。如1961年11月,波兰反对派号召抵制国会选举,劝阻人们不要投票,以免造成公正选举的假象。

  公务员辞职或拒绝接受新的职位,从基层公务员、警察到高级官员、部长等。或者人们不为政府提供任何帮助和支持,无论是劳动、技术和资金支持,人员可以是体制内外的。如在1911年莫斯科大学的百余位教授集体辞职,以抗议教育部长的政治压迫;在1963年夏,越南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同时辞职,以表示对佛教徒与越南傀儡政权斗争的支持。

  为反对政府权威或抵制某项政策,可以选择抵制政府的某个部门、机构,如美国国会在1970年7月以国家安全名义要求177所大学提交激进人士及其资金来源等信息,却遭到哈佛、塔夫斯等大学的公开抵制。教育不合作是让学生从政府控制的学校中永久或暂时撤离,以要求学校改变某项不当的做法,或表达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和抗议。对于官方支持的机构,或官方发起的政治运动,也可以采取不合作的抵制态度。不合作的做法还包括不配合警察、法院等部门。拒绝接受新任命的官员也是一种政治抵制,在1840年河北平坊就有当地百姓公开抵制新任知县的历史记录。

  3、有限服从

  如果不能公开、彻底地挑战体制或政策,可以采取拖延、消极抵制的态度,使其执行能力和效率打折。如在1952年东德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成千上万的人逃往西德,更多人拒绝参加集体会议,甚至将村喇叭破坏;或者只有在直接有人监督时服从,没有警察、士兵则无视相关政策、法规;或者表面顺从实际抵制,如1814年在清朝皇帝圣旨就提到地方官员有阳奉阴违、玩忽职守现象;或者当大规模不服从出现,法不责众时,也参与其中,如1905年俄国革命时,所有的书报审查制度都被抵制,报纸完全自行发布新闻,同时,工会也无视相关法律,完全公开地组织起来。

  4、违抗命令

  直接无视政府的命令,公开违抗,如当集会遭到打压,仍然继续进行来表达政治反对和抵制。较常见的做法还有静坐,在街道、广场,甚至政府办公场所,在一段特定时间坐着,拒绝离去。如1962年5月,里斯本大学学生静坐抗议葡萄牙教育部禁止“学生日”庆祝活动。静坐的性质如果较激烈,则可归非暴力强制一类。反对政府征兵,或者抵制驱逐令,如在新西兰1930年,有5万多14到18岁的青年人拒绝服兵役;或者1944年11月16日,在捷克幸存的6千多名犹太人,只有50人服从命令,转移去塞雷德集中营。

  5、违抗政策、法律

  对不道德、不正义的政策、法律的公开违抗,也被称为公民不服从,在甘地这里形成大规模社会、政治对抗的手段,其目的可以是针对某项政策的废除或改进,也可以用来改变专制、压迫的政体。如1771年,英国废除不允许公开议会辩论内容的规定,就是由于之前有议员私自透露内容给媒体,八家媒体被控告,但导致人民广泛的抗议,议会被迫接受修改宪法;美洲殖民地商人反对印章法案是典型的公民不服从运动;1952年南非发起大规模的反种族隔离法运动,有7000多人被捕入狱。

  6、政府官员、军人不服从

  政府官员,包括一般公务员、高级官员、法官、军人等个人或集体拒绝服从、执行上级的命令和指示,这种拒绝可以是公开而且是明确的,也可以是在暗中阻碍或拖延命令的信息流通和执行。如在1941年5月希特勒下令处死苏联占领区的高级军官和共产党员,但遭到军人抵制,第二年此命令就逐渐失效。

  法官或陪审员为独立依法审判,可以拒绝来自上级或其它政府高层的压力,极端的做法是某法庭法官集体辞职,如1940年12月挪威最高法院法官就集体辞职以抗议政府对独立审判的干涉。警察、士兵等武装力量可以进行有选择的不合作,或有意减低执行效率,如1930年印度警察要求暴打违抗食盐法的非暴力志愿者,往往消极执行,仅在上级警官督促才威胁、恐吓一下志愿者。若发生军队哗变的情形,整支部队拒绝执行命令,则政权的统治能力彻底瓦解。

  六、非暴力强制

  与前面的抗议或不合作的抗争形式比较,非暴力强制的手段更具直接的挑战性,对现有秩序和体制的干涉更大,往往难以被对方长时间容忍,因此能更短时间内达成效果,当然也可能面临严厉而快速的打压,这种手段一般在对方始终无法被劝说或妥协时才采用。非暴力强制主要有心理、物质、社会、经济和政治五个层面的干涉和强制。

  1、心理施压

  通过自我惩罚、禁食等让身体受苦的方式来向对方施加压力,有时会是有效的心理施压手段。据记载,18世纪中叶在清朝有位刘知县在判两兄弟相争案子时,在烈日下双膝跪地,称兄弟不和,自己作为父母官有责,结果感动得两兄弟嚎啕大哭。禁食有象征性的,也有以死抗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甘地就经常以禁食作为一种非暴力抗争的手段,如在1948年1月,为达到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两派人的融合,最后一次禁食,他的身体安危成为举国关心的焦点。

  非暴力骚扰可以将压力施加在一个或几个人身上,如通过海报、广告,或持续靠近、直呼其名,甚至举报、打官司等形式,让其心理不堪。如19世纪50年代,在美国北方州的黑奴抓捕者就饱受人们骚扰。

  2、有形强制

  通过在某个公共场地或官员办公场所等相关地点,以静坐、静站等方式示威,以干扰正常营业、办公或交通,如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许多黑人到仅允许白人的餐厅就坐,或者在白人车厢乘车,即使被逮捕入狱。有种环形示威的方式,可以在某建筑内,人们进进出出,保持流动,这样既避免正面冲突,同时带来足够压力。

  非暴力冲击和非暴力占领是较为极端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是通过对某些有象征意义的、关键地点的冲击或占领,如刚刚发生的台湾学生反服贸运动,就是将立法院或行政院占领,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这种做法更多是对权威的挑战和对现有体制的冲击,往往会带来警察或部队的镇压。非暴力对抗和非暴力阻碍则是在面临镇压或打击时,以非暴力的形式来阻止和对抗,如一个人站在坦克面前,阻挡其去路,或一大群人阻止车辆、警察或军队前进,这要在阻碍人数足够多,对方有一定同情心并下手犹豫时能有效。

  3、社会对抗

  如果说前面的社会不合作是消极的抵制,那么社会对抗则是积极地采取措施和手段在社会层面与现有的规范、体制进行切割,创造新的社会规范、文化、机构等。创建新式的学校就是最常见的社会对抗形式,如在纳粹占领期间,波兰人自己建立了许多独立的学校,以摆脱纳粹的控制,仅1942年在华沙就有85,000多名学生在秘密的小规模家庭学校就学。在19世纪匈牙利为反对被“奥地利化”,成立了自己的科学院、国家博物馆、国家剧院等。另外,媒体也是对抗的重要阵地,通过自办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等形式,来突破舆论的垄断。文化规范的创新,如美国在内战之前的废奴运动中,在波士顿、费城等大街上,人们有意和黑人手挽手、肩并肩地公开走在一起。

在社会层面,人们还可以有意在会议中插话、找茬,故意减低商业效率等来进行强制干涉。如在1964年6月,在加州圣地亚哥为抗议美国银行,许多顾客在柜台前极力拖延时间,平时3分钟的业务故意拖个半小时。

  4、经济对抗

  与罢工气恰恰相反,加倍努力工作也可以起到抗争的效果,通过更辛苦、更长时间的工作,让雇主难以拒绝加薪的要求。另一种罢工是员工留在工作场所,如工厂或办公室,直到要求被满足才离去,在上世纪30年代,这种罢工方式在欧美等国被普遍采用,如俄亥俄的橡胶工人,或克利夫兰的汽车工人。所谓黑市交易,尤其在极权社会经济完全被国家掌控时,具有突破垄断的意义。以新的经济形态来对抗旧的经济体制运作,如支付宝对现有金融垄断的冲击,是以立新来破旧。

  5、政治对抗

  政治对抗较温和的做法可以通过让政府机构承担更多的开支、人员、装备,不堪重负,使其难以开展正常工作,如在1970年美国反战运动中,政府花去大量时间与精力,来处理抗议信件。

  一种极端的做法是主动寻求入狱,当有相当数量的人为反对特定政策或法规而有意让自己被捕,让监狱人满为患,可以表明反对者的团结和决心,显示人们的勇气和无畏,能让更多的大众了解真相并参与其中。1961年美国民权运动提出了“填满密西西比监狱”的口号,目的是让隔离政策成本昂贵、无法实施,许多人甚至在被捕后拒绝被保释而宁愿在狱中坐牢。公民不服从一般指对不道德法律的有意公开违法,但为表达对政府或体制的抗议和不合作,有时在不伤害人员的前提下,也可以温和地违反一些政策和法律,以使得政府统治难以为继,尤其是在人数规模较大时,但这也是种“最危险的武器”,要适可而止。

  在国家被外来侵略或出现政变,原有的公职人员可以继续占据原岗位、履行职责,不服从新政权的安排,除非被强制。另外,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组织成立过渡的临时政府,如美国独立战争期间,1774年在费城举办了第一届大陆会议,一旦时机成熟,可迅速成为正式的政府。

  (作者为浙江大学伦理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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