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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强/邹楚沅:发展阶段变迁与中国环境政策选择

时间:2014/11/28 13:29:03  作者:林伯强/邹楚沅  来源: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查看:174  评论:0
发展阶段变迁与中国环境政策选择

林伯强/邹楚沅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摘要: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以及政府重力治理东部雾霾政策,中国环境污染状况可能出现变化。在ACT 模型框架下,使用2000—2011年的相关数据,检验“世界—中国”和“东部—西部”两种经济活动转移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机制,结果表明:对中国来说,前者引致的环境污染正在减弱,而后者引致的环境污染不仅存在,而且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其环境污染转移弹性高于前者。因此,新一轮以环境治理为标的引致的东西部经济转移过程,可能加速东西部的污染转移。在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迫切需要设计政策工具,协调东西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避免西部重蹈东部的覆辙。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污染;污染转移;环境政策选择

  作者林伯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厦门361005);邹楚沅,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厦门361005)。

  本研究得到新华都商学院低碳发展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059)、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G-1305-18257)和教育部重大项目(10JBG013)的资助。

  一、引言

  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的集中出现(全国大面积雾霾),似乎预示着我国环境问题(尤其是东部的环境污染)进入了某种“临界阶段”。国务院于2013年9月12日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表明,由雾霾引发的新一轮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设计的具体抓手,是控制东部能源(煤炭)消费,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应。

  该计划将以环境容量为标的,引导高耗能经济活动向中西部转移。2014年1月7日环境保护部与全国31个省(区、市)签署《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从其实施细则与目标看,作为一项环境政策,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冀)环境治理背景下的高耗能经济活动转移,可能使环境污染向西部转移。因为,目前东部的环境治理措施,主要针对能源消耗和能源结构,更简单地说,就是减少东部煤炭消费;而西部省份的能源强度政策权衡了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在目标设定上留有余地。东部的环境治理、西部的能源开发和产业调整是否会导致环境污染梯度转移和污染范围扩大?东部环境治理如何兼顾西部环境污染控制?这些都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政策急需探索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世界经济通过国际贸易等形式向中国传导(简称为“世界—中国”经济转移过程),这一过程帮助中国实现了发展初期最为稀缺的资金、管理与技术的初始积累,但与之伴随的是经济开放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污染。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一转移过程面临的空间上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强。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内生性增长与向内部寻找发展空间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东部经济通过区域贸易等形式向西部传导(简称为“东部—西部”经济转移过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现有的环境政策,是建立在“世界—中国”经济转移过程基础之上的,如果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经济发展模式与环境污染的阶段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政策设计,西部可能重蹈东部环境污染的覆辙。因此,探究经济发展模式引致的环境污染作用机制的阶段性特征,进而前瞻性地选择环境政策方向,并进行相应的政策设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即对此展开研究和分析,并且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在ACT 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世界—中国”和“东部—西部”经济转移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转移问题。利用2000—2011年的相关数据,检验了“世界—中国”经济转移过程中国际贸易引致型环境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的国际贸易引致型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已经发生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迈过发展门槛,外向型贸易引致的污染正在减弱。同时,对2000—2011年相关数据的检验也证实,国内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也带来了东部向西部的污染转移,而且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东部—西部”经济转移过程中引致的环境污染转移弹性甚至高于“世界—中国”传导机制。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从目前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来看,控制东部煤炭消费、东部污染产业转移,以及向西部购买电力、煤制气等措施,可能加速西部的环境污染。我国应该尽量避免这一污染转移机制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发生。中央政府应通过政策协调,改变和减少西部污染。这一过程需要更为审慎的顶层政策设计。中央政府需要在政策上给予西部更多的支持,使西部在对东部的能源贡献中为自己留下相应的份额,能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环境污染治理。同时,中央政府需要协调和保证合理的能源价格,这一举措除了可以支持西部的经济发展,还有利于抑制东部不合理的能源消费。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部—西部”经济转移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政策设计更值得深入研究。在以“世界—中国”经济转移过程为主导的发展阶段,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政策经验与教训,并且从财力与结构调整的角度,政策设计所面临的条件也更为成熟。由于技术与环保观念的提升,加上东部的经验,如果监管到位,西部或许可以避免重蹈东部的覆辙。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刻画国内“东—西”部贸易联系采用的铁路货运量数据,可能无法包含国内全部的省际间贸易联系。其次,文中基于门限模型的阶段性检验可以考虑更多的门限变量,针对其机理的分析可以展开其他有意义的研究。本文主要在于分析我国环境污染受经济发展影响的阶段性特征,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进一步考察环境、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交互影响,构建联立模型,整体考察三者之间的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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