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讨

继替与融合:海外中国乡村研究的新发展

时间:2015/3/23 21:49:20  作者:王栀韩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08期  查看:293  评论:0
     [内容提要] 中国乡村研究近年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青睐,本文基于对海外三大权威期刊的文献整理和分析发现:这一领域在海内外学术共同体的对话互动中逐步彰显出国际化和本土化特色;不同的学者群体以开阔的视野对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等多个领域展开研究,实现了研究领域与视野的动态开放;研究路径和方法不断推陈出新,更注重田野调查与理论的结合。海外中国乡村研究在理论对话、观念更替、主题扩展及方法创新等诸多方面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关键词]中国乡村研究 学术共同体 研究主题 研究路径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逐渐受到越来越多西方学者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机构和学者在研究中国乡村问题时,其研究领域日益扩展,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化,学术成果大为丰富,中国乡村研究己经成为海外中国研究中的热点和“显学”。1进入新世纪,伴随着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学界在研究群体、研究视角、理论方法等方面也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本文基于对海外中国研究的三大权威期刊的文献整理和分析,尝试从中发掘和归纳出近10年来海外乡村研究的研究脉络、重大发展和主要特征,旨在从他者的视角加深对中国乡村本土的理解,并借鉴其创新的研究方法,以期对中国乡村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提升都有所启示。

    笔者援引文献均来自《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近代中国》 (Modern China)和《中国研究》( The China Journal ),这三大期刊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权威学术期刊。其中,《中国季刊》于1960年在伦敦创刊,其刊发的文章跨学科之多及研究领域之广使它成为在中国革命研究和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期刊,刊载的文章涉及当代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和其他海外华人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和国际关系等,在探讨有关当代中国的热点话题的同时,更重视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中国问题,加深对中国文化和社会问题的了解《近代中国》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者黄宗智于1975年创刊,自2009年起改为双月刊,是一份主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的刊恤《中国研究》则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地区的现实问题。2004-2013年,这三大期刊刊载的有关中国乡村研究的论文合计190篇,笔者的观点和判断均来自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分析和归纳。

    一、海内外学术共同体的对话互动

近10年来,在三大期刊刊登的有关中国乡村研究的190篇文章和书评中,有70篇是内地学者发表的,96篇是其他国家的学者发表的,中外学者合作的论文有24篇。海内外学者们通过三大期刊这一平台,展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逐步展开学术对话和互动,共同构筑起中国乡村研究领域的学术共同体。

表1:三大期刊在乡村研究领域的作者群体

继替与融合:海外中国乡村研究的新发展

 

    (一)内地学者:从“理论消费”到“学术生产”

    根据对三大期刊的相关统计,在三大期刊上发表中国乡村研究成果的内地学者有116位,他们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曾就读于国内著名大学,并有海外留学或任教的背景,在国外知名高校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既通晓中国文化、政治和社会知识,又具备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其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更容易获得国际高级别的权威刊物的关注和认可。

    (二)海外学者:学术传承与中外融合

目前大约有16个国家成立了专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机构,全球在中国研究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己经增加到112个,其中涉及中国乡村研究的机构达到28个,2中国乡村研究己经成为世界性的研究。经笔者统计整理发现,有近200位外国学者从事此领域的研究,他们大多来自国外的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和海外学者群体具有以下特点:(1)历史传承性,即那些中国乡村研究起步早、成立有闻名遐迩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或拥有一批优秀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国家一如既往地成为了该领域的研究重镇;(2)一些具有中国国籍的学者成为国外此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占据重要的学术地位。

表2:海外中国乡村研究学者的全球分布

 

 继替与融合:海外中国乡村研究的新发展

    注:本表统计的是2004-2013年在三人期刊上发表过中国乡村研究文章的学者的情况。

2004-2013年期间,在三大期刊上发表过中国乡村研究文章的海外学者群体中,美国的研究学者在数量上居于首位,有48位。此领域最著名的研究机构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哈佛一燕京学社,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傅高义(Ezra FeivelVogel)、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孔飞力(Philip A.Kuhn)、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等中国乡村研究的领军人物都曾担任过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美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力量之强可见一斑。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罗思高(Scott Rozelle)、魏昂德(Andrew G.Walder)、葛希芝(Hill Gates)、马若孟(Ramon H.Myers)、贺萧(Gail B. Hershatter)、欧博文(Kevin J.Obrienc)、樊德雯(Elizabeth VanderVen)、欧爱玲(Ellen Oxfeld)等一批优秀学者继续推动着海外中国乡村研究。

澳大利亚的相关学者大多来自高等院校,其中主要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悉尼大学,尤其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主办的《中国研究》杂志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好评,它所刊发的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引起了全球学者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讨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杰华(Tamara Jacka)教授致力于性别研究,对中国农村妇女的生活境遇抱有深厚的关切;萨吉森(Sal1y Sargeson)关注中国妇女的地位是否提高;任柯安(An击ew Kipnis)关心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和教育问题;安戈(Jonathan Unger)致力于研究中国的教育、农村社会改革、产业政策。上述学者的研究偏向于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等现实问题。

    英国的中国乡村研究历史较为悠久,主要是在传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己建立起的汉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10多所研究型大学之中,如英国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格雷姆.史密斯( Graeme Smith)、剑桥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周越(Adam Yuet Chau)、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钟思第(Stephen Jones)、利兹大学的费立民(Flemming Christiansen)和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等。加拿大在30多所大学里设有中国问题的教学和研究中心,其中多伦多大学的王慧玲(Lynette On)、麦吉尔大学的宝森(Laurel Bossen)、西安大略大学的詹姆斯·福莱特(James A.Flath)等学者脱颖而出。

在东南亚诸国中,在中国乡村研究领域最为突出的是新加坡。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郑永年吸引了大批优秀学者到新加坡从事该领域的研究。此外,日本一桥大学的佐藤宏(Hiroshi Sato)、上智大学的顾琳(Linda  Grove)、王大伟(David blank)以及荷兰的何培生(Peter Ho)、法国的毕仰高(Lucien Bianco)和安晓波(Bjoern Alpermann)、新西兰的纪保宁(Pauline Keat-ing)等海外学者为中国乡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不断传承、更替着海外中国乡村研究。

(三)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合作初具规模

2004-2013年,在三大期刊刊登的有关中国乡村研究的190篇文章中,中外学者合作撰写的文章有24篇,由此可见,中外学者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己初具规模,这种合作主要在具有共同学术理念和旨趣的师生或同事之间展开。如欧博文和李连江师徒关于农村基层抗争的研究;黄宗智与彭玉生师徒对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的研究;同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的白思鼎( Thomas P.Bernstein)和吕晓波揭示了中国农民如何采取集体抵制策略(和平与暴力)捍卫自己的利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包瑞嘉( Richard Baum)和张听调查了青海省社区自治组织的出现与发展;魏昂德和赵丽涛则实地调查了邓小平时代乡村政治对官员经济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政治上的优势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但通过这种优势富起来的只是一少部分人。

 除直接合作撰写著作和文章外,海内外学者还通过多种间接的合作和对话方式来积极了解其他学者的研究动态。例如,通过书评这种形式,海内外学者间的互动增多,内地学者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外国学者关注,海外中国乡村研究的本土化特色也逐渐彰显。

二、研究领域与视野的动态开放

 海外中国研究从对“历史的中国”的关注转移到了对“现实的中国”的关注,从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转移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3,从而使海外中国乡村研究的学术关注点越来越多地从现实问题出发,关注当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迁、日常生活状态、民生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中国农村的乡村经济、社会关系、社会冲突及社会群体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表3: 海外中国乡村研究的主题分布4继替与融合:海外中国乡村研究的新发展

 

 

注: 本表统计的是2004—2013 年在三大期刊上发表的中国乡村研究文章的主题分布的情况。

 (一) 乡村经济的现代化转型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面临着人均土地资源相对较少、农业人口存量巨大、农业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等诸多问题。近年来,中国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在经济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增收等方面带来了较大的改善,这引发了大批海外学者对中国乡村经济的研究。

 在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政府管理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三项重要推动力。其一,现代工业是乡村经济通向现代化之路的重要条件。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曾玛莉( Margherita Zanasi) 强调了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改造作用,从历史的视角探讨了中国乡村实现现代化的两条道路,她认为无论是以西方的现代化为蓝本、努力融入西方世界的城市工业化道路,还是着眼于保护中国传统、抗拒西方现代性的乡村现代化道路,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以乡村为基础的工业化模型。5日本上智大学教授顾琳以河北中部的高阳工业区为研究个案,通过梳理该工业区在20 世纪的发展历程,描述了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面貌,总结出中国乡村工业的典型生成模式——高阳模式,其特点是“两头在外”,即原料的供给和产品的销售均不在当地。6其二,科学技术是乡村经济通往现代化之路的重要手段。海外学者从传统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过程,他们的研究指出了国家机器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指出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和规模经营。其三,政府是乡村经济通向现代化之路的重要推手。罗思高、黄季焜( Ji - Kun Huang) 及大塚启二郎( Keijiro Otsuka) 三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教授共同讨论了生物技术、市场准入、土地租赁对中国农民生计产生的影响,其研究发现: 乡村发展不仅需要农业技术和生产率的提高,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并加大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使资源向贫困区域倾斜。7重视政府作用的还有师从黄宗智教授的高原,他通过讨论涵盖渝东北和渝东南17 个区县的“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论述了政府在宏观层面以“产业规划”、“招商引资”来推进产业化建设,在微观层面以“入户帮扶”、“户为基础”等途径来提高农户的经营实力,强调了政府以“看不见的手”引导社会资源进入从而改善民生的能力与作用。8中国乡村经济欲走出困境,摆脱目前的不利局面,就必须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农业管理方式,推动传统农业转型为现代农业。

 (二) 维权抗争的“制度化”转换

 市场化进程加快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促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利益关系和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学者们围绕着税费改革、村级选举、土地纠纷、干部腐败、公共服务等问题,从社会冲突的行为特征、成因及化解机制等多个角度对中国农村的维权抗争进行了研究。9

 一是社会冲突的行为特征。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教授毕仰高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了自发的农民反抗固有的特征,认为1949 年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农民反抗具有连续性,反抗的主要形式为拒绝交税。10戴瑞福( Ralph A Thaxton) 以“大佛村”在大跃进时期的饥荒情况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中国农民是如何抵制集体化的高压政治和腐败的。11二是社会冲突的成因。古学斌( Hok Bun Ku) 以中国南部的“顾村”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分析了引发村民不满的三个原因: 生活成本上升、农业支出上涨、强制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面对这些棘手问题,村民们通过不交费用、偷税漏税、不遵守严格的计划生育法规以及重建宗亲会来抵制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政策。挑战官方政策和当地政府及其官员的合法性。12三是社会冲突的化解机制。麦宜生( Ethan Michelson) 历经20 年调查了3000 个家庭的冲突问题,试图了解社会冲突的化解机制,其研究表明: 中国农民在解决纠纷过程中不信任基层政府,倾向于寻求上级政府的帮助,但他认为向上级机关上诉寻求解决民间纠纷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因而村干部参与当地乡村的冲突的解决是更可取、更有效、更高级别的解决方案。13李连江、欧博文针对农民的维权活动,在其合作撰写的《乡村中国的合法反抗》一文中提出了“依法抗争”这一解释框架,指的是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采取上访、宣传、逼退、静坐及示威等方式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的政治活动。14

 随着乡村各利益主体的分化以及乡村问题的复杂性的增加,中国乡村社会冲突的成因、特征及化解机制变得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农民利益表达模式也有了较大转变,法治意识显著提高,抗争意识觉醒,在面对不公正待遇时,更多地是寻求国家法律和政策等制度层面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在政府差序信任的格局下,维权抗争由“非制度化”转换为“制度化”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能有效化解矛盾冲突,避免非制度化抗争带来的流血牺牲,也能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利益。

 (三) 社会关系的“原子化”裂变

 随着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尤其是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动、乡村税费的全面取消、民主自治的深入推进,之前靠地缘、血缘、亲缘、人缘维系的相对紧密的乡村社会结构受到了巨大挑战,乡村社会关系向“原子化”裂变。中国乡村社会中最重要的中间组织( 村落共同体) 逐渐解体,人际关系疏离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易位”的乡镇干部。格雷姆·史密斯以中国中部地区的某县为例,探讨了乡镇政府“空壳化”对乡镇干部所产生的影响。最有能力的乡镇干部纷纷离职,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到外省招商引资,乡镇政府的日常管理工作被留给办公室主任和能力最差的干部,乡镇政府“空壳化”,出现了在乡镇找不到干部的情形,乡镇干部本应承担的责任出现了易位。第二,“失位”的乡村精英。他们由原来的秩序调控者变成了村中的致富带头人、维护村民利益的乡村抗议领袖。中国早期的乡村教师由于教学任务繁重、教学条件差,积极投身抗议活动,成为乡村抗议活动的先锋和桥梁。15第三,“错位”的代际关系。传统的中国乡村聚族而居,但受计划生育和经济改革的影响,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正在发生变化,面对这种新的不确定因素和困境,村民采取了新的应对政策———自力更生以及自己准备养老金,从而使两代人之间的独立性增强。第四,“换位”的家庭关系。史立红探讨了中国男性和女性在孝道观念上的转变,重新定义了代际关系,提出女儿更孝顺的新观点。年迈的父母已经把传统观念中孝顺的标准转化为来自子女贴心的关怀、尊重和实际支持。16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在日本学者戒能孝通看来是极为松散的,这与许慧文( Vivienne Shue) 持有的“传统乡村社会是弥散、和谐的自然社会,以家庭为‘自治体’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蜂窝状结构’”的观点相似。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中华民族传统的紧密的社会关系,正由萧凤霞( Helen Siu) 认为的行政“细胞化”转变为贺雪峰认为的社会“原子化”。中国传统的乡村正在走向解体,“空心村”、人才流失、关系疏离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四) 弱势群体的“强势化”渐变城镇化发展让大量乡村人口涌进城市,给城市带来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形成了乡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613899 团体”( “61”指儿童; “38”指妇女; “99”指老人) 。海外学界特别关注妇女、农民工、老人、儿童这些社会弱势群体。三大期刊在这一时期刊发的相关研究文章表明,传统的研究弱势群体的刻板模式逐渐被打破,消极的群体转变为有能动性的、能发挥积极作用的积极群体,弱势群体呈现出“能动主体”的渐变特征。

首先,这些研究突破了妇女是“受害者”的刻板研究模式。以往妇女研究习惯于将妇女看作是中国父权制的牺牲品,近年来,社会性别史的引入将妇女和社会关系置于社会的历史变迁中来考察,颠覆了以往妇女是受害者的形象。纽约州立大学的郑甜甜对KTV 场所的性工作者进行了为期20 个月的调查,探讨了在商品化时代她们的爱情观发生的矛盾变化。17宝森等人考察了陕西省两个县的农村妇女的缠足习俗,认为纺织生产削弱了这一习俗并促使其消亡。18陈国成( Kwok - Shing Chan) 的考察发现,香港一个按血缘关系聚居的村庄的妇女在一定条件下对父亲的财产( 土地、金钱而非房子) 拥有部分继承权,19这有别于陈倩提出的“嫁出去的女儿不能继承父亲的财产”的观点。除此之外,三大期刊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相关文章还讨论了如下问题: 乡村移民妇女的认同感,对世俗的反抗,迁移的原因,乡村中女孩的收养动态,乡村妇女的政治参与。对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行为的研究反映出海外乡村妇女研究已逐渐跳出前人研究的刻板模式,不再单一地从弱者的角度去讨论妇女的生活状况。

其次,这些研究反思了农民工的能动作用与出路。农民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社会地位是海内外学者的关注点之一。白晓红在调查了北京、河南、四川及黄河流域的农民工的境遇后,提出农民工必须“工会化”,才能改变他们没有身份和地位、不被尊重和认同的现状。20韩孝荣极大地肯定了农民在社会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21毕仰高也高度称赞了农民的作用,认为农民的支持与参与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保证。22陈桂棣、春桃夫妇反映了农民在税费改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认为工业化的推动是以牺牲贫穷农民为代价的,23并充分肯定了农民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中不可磨灭的作用。

再次,这些研究关注了传统养老模式的重构。庞丽华分析了影响乡村老年劳动力供给的因素,指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冲击,必须在乡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障机制。24张鸿( 音译) 通过考察湖北省农民在生育子女和养老方面的观念的变化,发现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影响到中国农民的养老观念,乡村日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了老人对子女的依赖。25在有关弱势群体生活状态和观念嬗变的研究中,妇女是父权制的牺牲品的研究路径被颠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改变使其摆脱了“受害者”的刻板印象; 农民工在社会革命、改革及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使其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传统形象有所改观; 农民养老观念的转变及社会养老保障机制的建立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老人是包袱”的观念有所淡化。总之,在相关研究中,弱势群体有向“能动主体”转变的迹象。

首先,重视乡村社会的变迁是海外中国乡村研究的一大特点,无论是外在的经济条件变化、组织秩序变化,还是内在的意识、观念的嬗变,此领域的研究始终从“变”的视角来聚焦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其二,有别于中国本土的乡村研究中的“政策导向式”研究,海外中国乡村研究往往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和学理性。其三,针对某一问题或者某一群体如何走出困境,内地学者倾向于站在政府政策的立场来找出问题的解决之道,有“政府本位”之感; 海外学者则站在个人或社会权利的角度去关注问题本身。总体上看,不同的学者群体以开阔的视野来研究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等多个领域,实现了研究领域与视野的动态开放。

三、分析方法与学科领域的交互扩展

众所周知,上世纪50、60 年代,海外学者很难进入大陆获取一手资料,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只能依靠官方的公开资料。改革开放带来政治上的相对宽松,学者们获取资料的路径发生了变化,也引发了研究方法的更新,从单纯的文献分析发展到深入的实证调研,这推动了海外中国乡村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

表4: 中国乡村研究地域的分布情况

 

 继替与融合:海外中国乡村研究的新发展

注: 本表统计的是2004—2013 年在三大期刊上发表的中国乡村研究文章涉及的研究地域的分布情况。

(一) 田野资料获取路径的深入

源于西方学界的实证研究传统以及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学术交流的增多,田野调查方法的广泛运用成为近10 年海外中国乡村研究的一大特色。经统计,2004—2013 年,三大期刊刊发的关于中国乡村研究的文章中有122 篇的作者深入展开过田野调查,由此可见实证研究受到的重视。相关资料的获取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历时性研究的深入。海外学者会利用追踪调查,花费很长时间对研究对象进行反复观察,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是相当可观的。例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张卫国历时12 年( 1992—2004 年) 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668 户农村家庭,探讨了收养女孩方面的社会发展动态。26姚渝生在2001 年、2004 年、2004—2007 年、2007—2010 年考察了北京附近一个贫穷村庄的四次直接选举以及选举导致的主要矛盾。27麦宜生对3000 户农村家庭解决冲突的方式展开了近20 年的追踪调查。28周鹰鹰、韩华、郝瑞( Steven Harrell) 历时18 年,对3 个村庄的300 户家庭的收入不平等加剧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29

二是全国范围内的横向研究的深入,范围基本覆盖了中国全境。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基于中国1553 个县的6 万户农户的农产品成本收益,探讨了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最重要特征——— “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30白晓红走访了北京奧运场馆、黃河流域的煤窑和厂矿、河南的地下血站和珠江三角洲的工厂以及四川地震后的城镇废墟。31戴慕珍( Jean C. Oi) 等通过随机抽样对5个省25个县的100 个村庄的村镇治理进行了实地调查,试图探索出一条既确保中央对基层的有效管理,又不伤害地方的创造性和自治基础的道路。32张卫国于2005 年夏对河北丰润、赵县、赤城三县的30个村庄600个家庭采用了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讨论了同族婚姻、异族婚姻以及跨阶层婚姻问题。33曹锦清利用朋友的熟人网络获得了进入各种调查现场的通行证,采用“点面结合法”、“观察访谈法”34以确保调查资料的真实性,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 分析性概念的提炼凝缩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师徒对全国范围内6 万户样本农户的成本收益进行调查,再结合地方和村一级的数据资料,归纳出中国农业发展的特点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35   黄宗智还探索出了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即小规模的资本—劳动双密集型的、畜—禽—鱼饲养和菜—果种植相结合的家庭农场。36彭玉生考察现有文献发现,乡村产业的蓬勃增长应以“城市群”为背景,原因在于从城市国有企业溢出的资本、往来于乡村企业的城市技术人员以及潜在的城市消费市场,这三者都对周边县的非农产值( 乡镇企业) 增长有显著的辐射作用,37彭玉生的“城市群”概念与费孝通先生的“城市辐射”或是“城市聚集经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李连江访问了100多名上访者,从农民的上访行为中提炼出了“差序信任”、“依法抗争”这两个重要的分析性概念,展现出了强大的理论关怀。“差序信任”是指农民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程度存在差异,更倾向于信任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 “依法抗争”指援引有关政策和法律条文,向上级政府施压以促使政府官员遵守相关政策和法律。38格雷姆·史密斯致力于研究导致乡镇政府成为“空壳”的改革和机制,把乡镇或县级政府机构的管辖权上移至省政府的情形称为“软集权化”。39德国海德堡大学的顾克礼教授在安徽就“选择性政策执行”这一情况进行了研究,合理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政策的实施比其他政策要容易得多”这一问题。40综上所述,海外中国乡村研究的学者不仅注重田野调查,更以强大的理论基础为背景,提出了新的分析性概念。

(三) 研究框架与理论构建

中国乡村研究受到西方“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两种理论模式的影响,如中国大陆学者孙立平倡导的“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和张静主张的“结构—制度”分析方法。“社会中心论”或“国家中心论”从单方面入手考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存在局限性。前者忽略了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后者容易忽略主体的能动性作用。在当代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无论是国家的活动还是社会的活动,都离不开二者之间的互动。制度分析框架实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学者们既关注国家的宏观制度如何影响乡村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也重视个体和集体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所具有的能动性。

何保山( Samuel P. S. Ho) 与林初昇( George C. S. Lin) 跨国、跨学科研究了江苏南部地区土地向非农业建设用地转变的三要素,分析了国家的土地制度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41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雪光从组织学角度讨论了基层政府之间为了应对上级政府的政策和指令所采取的共谋行为,认为在国家行政体制中,基层政府之间的共谋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是其所处制度环境的产物。42梁志坚( Chi Kin Leung)考察了国家市场结构是如何变化的,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农民的市场行为的。43张卫国利用从河北省获得的定量和定性数据,考察了在计划生育政策和市场改革的影响下入赘婚姻的演变44萧从性别学以及历史学视角出发,探讨20世纪50至60年代陕西省乡村地区妇女的生活,展示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如何影响妇女的行为和观念。45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安戈通过对安徽省600 多个村民小组进行问卷调查,试图揭示乡村的土地再分配机制以及乡村情况的变化对再分配状况的影响。46魏昂德考察了政治从微观到宏观对经济产生的作用,以及乡村市场化经济改革对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47张鸿根据最新的民族志研究,讨论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考察了农民从“积极抵抗”到“有意识地决定贯彻这一政策”的行为变化等等48。学者们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土地制度、税费改革制度及市场经济制度等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将国家看成是一套嵌入在社会之中的制度体系,探讨了国家是如何利用制度来约束个体或集体的行动的,后者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又是如何寻找策略来与国家进行博弈的。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寻求最为贴近乡村现实的理解模式是海外乡村研究的一大特点。

(四) 学科交叉的集合领域

海外中国乡村研究已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三大期刊刊发的相关文章呈现出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其中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三大学科领域的文章占到了85%的比重。在研究中,学者们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深化了这些方法对乡村社会的阐释力度。

表5: 乡村研究的学科领域学科领域合计( 篇) 比率继替与融合:海外中国乡村研究的新发展

 

 

注: 本表统计的是2004—2013 年在三大期刊上发表的中国乡村研究文章涉及的学科领域的分布情况。

以农村妇女研究为例,郑甜甜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探讨了在商品经济时代两种相互矛盾的爱情观在道德上的转换。宝森等人从民俗学的角度关注缠足习俗的消失,探讨妇女在历史变迁中地位的变化。杰华从社会学视角对从农村迁移出来的妇女的生活境遇抱以深厚的关切,探讨了性别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庞小朋、曾俊霞、罗思高从政治学角度考察了妇女投票率低的原因,其研究发现妇女接受了培训之后,能更充分地行使她们的投票权。张卫国注重历史进程的延续性,关注已婚妇女与娘家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指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一传统观念已经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由于受西方传统研究方法的影响,海外中国乡村研究一如既往地注重田野调查。随着研究和交流的深入,田野调查方法不断创新,其研究手段包括田野调查、文献分析、个案研究、区域研究、观察访谈法、计量分析等。研究者们除了注重概念提炼外,也将中国近现代乡村的政治、经济等的变迁过程与民众的具体行为、观念变革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察,这成为中国海外乡村研究的一种新趋向。同时,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更是加强了这些方法对中国乡村社会的阐释力度,体现了当前研究的鲜明特色。

四、结语

三大期刊为我们展现了海内外中国乡村社会研究领域的学者及其优秀研究成果,这些学者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多角度、全方位对当前中国乡村的变迁与转型进行解读,在该领域取得了较为深入的、全面的、丰富的研究成果,展现了近10 年这一研究领域的新动向、新特征。

近10 年海外从事中国乡村研究的主体呈现出与本土经验与理论日益融合的趋势。内地学界已走出以往单纯依赖他国研究的阶段,进入自主展开原创性分析的新阶段,由纯粹的“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其研究展露出了理论上的自觉。随着海内外学术交流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各国各学科的学者们加入了中国乡村研究的队伍,使这项研究成为世界性的研究,具有国际性的特点。此外,内地学者与海外学者的文本互动、交流对话已初具规模,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与视野,关注着中国当前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正在变化着的日常状态,并进一步关注研究对象的所思所想等方方面面,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无论是对乡村经济的现代化转变、农民维权抗争的制度化转型、社会关系的“原子化”裂变,亦或是对弱势群体向“能动主体”转变的讨论,都始终贯穿一个“变”字,海外中国乡村研究注重对社会变迁及其带来的影响进行探讨,这透露出研究者们强烈的社会关怀。

同时,学者们继承了良好的学术理念与传统,一如既往地重视田野调查是该领域研究的一大特点。研究者们不断拓宽田野调查资料的获取路径,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时间段的追踪调查,这就能够对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而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横向研究的深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地域性差异给研究带来的弊端。学者们也更加重视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分析性概念的提炼,如黄宗智的“第三条道路”、彭玉生的“城市群”以及李连江的“差序信任”等概念的提出。这些概念通过对细节的把握来洞悉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与变迁的内涵与本质,具有较强的理论说服力。将制度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纽带是该领域研究的第三个特点,它有效地避免了“社会中心论”或“国家中心论”从单方面入手考察中国乡村社会带来的局限性,既突显了国家的约束力,又体现了个体或集体的能动性。此外,当前的研究从多学科、多视角对同一问题进行多层次分析,也深化了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理解。

简言之,海外中国乡村研究在理论对话、观念更替、主题扩展及方法创新等诸多方面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客观上看,中国乡村面临着耕地流不动、农地被圈用、城乡不平等、食品不安全、环境在恶化、社区封闭化、乡村空心化、发展缺资本、社会缺活力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海内外学界的交流与对话,促进研究的互补与合作,不断突破理论与方法的局限,从而在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当前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全面推进中国乡村研究,为探寻适合中国乡村发展的道路与模式提供思路与参鉴。

 

 

注释

①②袁方成《提升与扩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海外中国乡村研究述评》,载《中国乡村观察》2008年第2期。

③吕德文《在中国做“海外中国研究”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载《社会》2007年第6期。

④文中的主题分类标准是根据190篇文章所涉及的内容,参见工敬尧、宋衍《中国乡村研究的特色与趋势—基于2001  2009年CSSC1关键词的统计分析》,载《江汉论坛》2011年第6期。

本文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8期,网络版转载于中国农村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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